如今的周日午后，東莞街頭常常是冷冷清清。在市中心以外的地方，幾乎每個街區都有工廠或者工人宿舍。有家工廠掛著紅色的招工橫幅，上面說有足夠的訂單讓生產線忙上一年。當地人說，這條橫幅在這里至少掛了兩年，現在早已時過境遷。

　　就在幾年前，這里的景象還完全不同。即使到了星期天，東莞的街道上也是熙熙攘攘，煙囪里冒出陣陣濃煙。這座城市曾經是中國出口繁榮時期的中心。東莞地處深圳和廣州之間，主要依靠臺資建設起來，制造玩具、家具、鞋、手機等各種產品。

　　除了在當地出生的72萬外來人口子女，東莞的800萬常住人口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其他地方。許多人在這里安家落戶，工廠女工小余也是如此。現在，她正考慮回到她20年前離開的重慶老家。

　　“現在是最不好的時候，”小余說，她的收入比剛來廣東時高了近兩倍。“2008年金融危機波及的都是小廠，可是這次大廠也受到了影響。我在重慶的朋友跟我說，當地的發展很不錯，他們一直想勸我回去。也許現在該換個環境了。”

　　小余工作的服裝廠為西方品牌供應產品。一年前，生產車間后面的灰色宿舍樓里還還住著2000多名工人。現在，只有大約100名工人留在廠里，老板已經把大部分的生產轉移到越南等成本更低廉的東南亞國家。

　　為了不讓政府找更多的麻煩，小余只愿意透露她姓什么，她和部分同事在今年年初去了當地的勞動局，抗議這次減產裁員。她說，政府方面告訴工人們要有耐心、保持沉默。小余透露，這家公司聘請了更多的保安來監督工人，確保廠里不出亂子。

　　東莞位于廣東省省會廣州這個古代貿易港以南的珠江三角洲，是這里拔地而起的眾多城市之一。深圳、佛山、珠海、中山和其他地方都是在香港以北的沼澤地上興起的城市。如今，它們構成了擁有4200多萬人口的連片工業區，可能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超級城市。

　　這場工業革命讓廣東省的經濟總量提升到了1.2萬億美元，比印度尼西亞的國內生產總值還多。中國的大部分工業消費品依然出自廣東，包括一半的手機和80%的微波爐。

競相升級

　　六年前，如果你買了蘋果(Apple)的iPhone手機或是耐克(Nike)的運動鞋，這些產品很可能產自廣東。但是，隨著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的減少，廣東省的企業現在都在爭相升級或搬遷。

　　“隨著勞動力成本和整體生產成本的上升，壓力越來越大，”TCL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東生說。作為全球最大的手機和電視機制造商之一的TCL，已經把部分生產環節搬遷到武漢等中部城市。

　　據2016年度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2016 Business Climate Survey)顯示，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超過一半的會員認為，成本上升是他們的企業在中國遇到的最大挑戰。大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已經或者正在計劃把產能轉移到中國境外。

　　傳統出口模式的衰落促使中國政府在國家和地方層面采取了行動。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在接受書面采訪時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在實現從廉價勞動力和債務拉動型出口模式轉向更多基于創新、內需和服務拉動模式的目標方面，廣東可以樹立起典范。2012年，習近平在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幾周后到深圳視察，并向鄧小平雕像敬獻了花籃，三十年前鄧小平就是在深圳打開了中國市場開放的大門。

中等收入陷阱

　　增長模式向消費和服務拉動轉型，是中央政府尋找新的增長動力，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內容。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生產力和利潤率無法跟上工資增長的現象。這促使一些省部級領導人用中國管理者們喜歡的格言作為口號，鼓勵各個地市吸引新型企業，對工廠進行升級改造。

　　廣東省原省委書記汪洋提出要“騰籠換鳥”，意味著讓老企業離開，用價值更高的新型企業取而代之。

　　據《廣州日報》2015年3月報道，接任汪洋的胡春華提出，廣東將在未來三年投資9500億元，推動2000家公司進行升級改造，開展“機器換人”。現年53歲的胡春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年輕的委員之一。這篇報道還提到，預計此舉不會造成大量裁員。

　　根據當地政府的數據，2015年東莞用機器人取代了43684名工人的工作，讓這些工廠節省了近10%的成本。

　　廣東省惠州市利元亨精密自動化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盧淼表示，該公司的客戶每購買一臺機器人來取代人工，政府就會提供高達5萬元的補貼。

　　“廣東省各級政府一直鼓勵企業盡快以機器換人，”盧淼說，“預計我們的業務今年增長超過50%。”

　　最終的結果就是不需要開燈照明的所謂“黑色工廠”，因為生產線上只有機器人在工作。在距離東莞大約一個小時車程的惠州，李東生在TCL公司的總部接受采訪時說，該公司也有制造LCD顯示屏的機器人工廠。

　　“就整個社會而言，有些工人可能會下崗，”惠州市市長麥教猛說，“但是這有利于企業提高自身競爭力。”

淘汰企業

　　一些當地官員說員工下崗已得到了控制，但不愿透露關閉或者外遷企業的具體數量。深圳在1月份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這座城市在過去五年里 “淘汰”或“轉型”的低端企業超過1.7萬家。

　　官員們也提到了廣東省如何吸引新型企業尤其是企業家，如何打造校園式的、有別于當地工業鼎盛時期嚴重污染工廠的高科技產業園區，他們說這項計劃是為了“種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

　　惠州宣布，每年將投入10億元用于招募人才，對頂尖人才獎勵別墅并提供現金補貼，希望未來五年引進超過1000名博士。不過在產業轉型方面，廣東省的其他地區都不如深圳那么成效顯著，這個緊鄰香港的經濟特區是中國最早實行改革開放的城市。

　　這座城市有1100萬常住人口，是中國科技初創企業最集中的地區之一，這些企業為高級員工提供的薪酬待遇接近硅谷的水平。深圳市政府為“杰出人才”提供600萬元的獎勵補貼。

　　深圳還擁有中國最具競爭力的幾家企業，包括互聯網巨頭騰訊控股有限公司、電信設備生產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和無人機制造商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

　　不過從整個廣東省來看，大多數城市都難以走上深圳的轉型之路。許多城市依然依靠舊有的投資模式來維持經濟增長，也就是政府開支。廣東省宣布，計劃在今后五年投資1.43萬億元（幾乎相當于希臘的國內生產總值），建設158個重大基礎設施項目。

依賴廉價商品

　　珠三角地區爭相進行產業升級，掩蓋了一個根本性的缺陷：中國工業基地和全世界消費者都依賴于廉價的中國商品。

　　過去30年來，廣東創造了工業發展史上少見的一個時期：資金、廉價勞動力、基礎設施和相對不受約束的自由，各種生產要素在同一時間集中到同一個地方。全世界最大的船舶（可裝載1.9萬個集裝箱）可以停靠在深圳港，裝滿商品運往全球各地，這些商品的制造地點相距不超過100英里（160.93公里）。

　　工廠搬到中國其他地區，也許能夠減少工資成本，獲得更廉價的土地，但是會失去廣東過去30多年打造的供應商、物流和服務的集中優勢。

　　制造汽車導航系統的德賽西威汽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高大鵬說，工廠搬遷到重慶等內陸省市，只能節省大約10%的總成本，但這意味著工廠將遠離供應商數百英里。他表示，該公司還不確定是否值得搬遷。

　　然而，廣東省的工廠持續關閉，引發了工人的不滿情緒。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的統計，去年中國的罷工和抗議次數增長了一倍，在886次制造業抗爭事件中，有267次發生在廣東省，比排名第二的省份高出兩倍之多。

　　去年，微軟公司決定關閉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經營的老諾基亞工廠，引發數東莞千名工人上街抗議。

　　一些擔心報復而要求不披露其姓名的工人說，與日俱增的不滿情緒遭到了城市官員的強硬回應。工人們說，他們的手機受到了政府的監控。

　　“沒人喜歡現在的這種處境，可是我們沒有太多的選擇，”工廠女工小余說，“工廠老板快要把資金用完了，政府應當承擔部分責任。”

　　像許多企業一樣，如果小余把家搬到重慶，最大的不利條件就是成本以及環境的劇變。她的兒子在上高中，她丈夫在當地經營著一家小飯館。

　　由于新型工廠使用機器人生產，初創企業只雇用幾百而不是幾千名員工，在數百萬把廣東打造成超級工業大省的外來務工人員中，許多人可能別無選擇，只能重返家鄉。

　　40歲出頭的杰里·楊(Jerry Yang)是位生產線經理，他的老板減少了生產，讓他感覺像遭到了背叛。“我把青春賣給了東莞，”他說，“看看這里是怎么對待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