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興未艾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注定將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能。

　　圍繞“第四次工業革命——轉型的力量”這一主題，在本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與會嘉賓從不同側面談及工業4.0的特點、對當今世界的影響，以及新技術革命下需要何種治理架構和產業模式。

　　6月28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見本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企業家代表時指出，制造業仍然是中國發展的基礎，現在的關鍵是要讓制造業轉型升級，要由中低端邁向中高端。

　　此前一天，工信部副部長馮飛在論壇上表示，第四次工業革命會有兩個特點：一個是高滲透性，即對行業全產業鏈形成滲透；另一個是幾乎零邊際成本效益。這兩大特征將會帶來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也會讓生產組織方式發生變革。

　　參加論壇的工信部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心主任龔曉峰認為，中國經濟的新動能仍在持續被發掘，目前可以明確的是，三個方面的新動能正在聚集：一是利用高新技術提升和改造傳統產業；二是培育新經濟；三是推進開發型經濟，利用互聯網配置全球資源。

　　政府是推進工業革命的召集人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發達經濟體復蘇乏力，新興經濟體也出現增速放緩的局面。然而，工信部副部長馮飛從中卻看到新的機遇。

　　在夏季達沃斯6月27日的“中國智造”分論壇上，馮飛說：“從全球歷史來看，基本上創新周期與經濟發展周期是逆向分布的，也就是說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恰恰是創新比較活躍的時期，歷史上大都是這樣的。”

　　在馮飛看來，在高滲透性和零邊際成本作用下，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帶來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由大規模生產轉到規模化定制等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以及資源配置方式的革命和平臺經濟、企業的網絡化、扁平化將成為新的趨勢。另外，分享經濟、移動經濟等新的產業形態也在不斷涌現。

　　中國科學技術戰略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劉峰曾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新的科技革命為制造業帶來兩大動力：一是傳統行業利用智能化、數字化、綠色化技術提升附加值；二是新能源、3D打印、精準醫療、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成為新的增長點。”

　　那么，應該如何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在6月28日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影響”分論壇上，與會嘉賓認為，這一切都應該基于領導力的核心，政府領導者、創業者、企業家、社會領導者、非政府組織的領導者需要具備靈活應變的能力。

　　在推進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進程中，政府可以發揮何種作用？加拿大創新、科學與經濟發展部長拜恩斯認為，在社會角色的劃分上，政府本身并不是足夠敏捷的，很難趕得上經濟社會變化的速度。“為此，政府需要的是一種出面召集的能力，能把學術界、公民社會、企業界與各級政府等主體召集在一起。政府的召集能力，能促成一種新的文化氛圍，讓不同主體都能夠竭盡所能來共同找到解決的方案。”

　　在我國，工信部作為負責研究提出工業發展戰略的部委，馮飛在上述論壇中表示，工信部負責了制造業的“供給側”，關鍵的環節就是營造有利于創新的產業生態。“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制度的創新非常重要，要用包容性來激勵創新。中國制造2025實際體現了這樣的理念。我們營造良好的產業生態，實行以人為本的人才戰略，還有制造業創新體系的提升。我們要把市場的力量、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增長動能充分發揮出來。”

　　依托互聯網+“集眾智匯眾力”

　　幾乎就在夏季達沃斯熱議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同時，6月28日上午，我國自主研制的首架噴氣式支線客機ARJ21-700飛機正式投入商業運營，中國的天空首次迎來自己研發的噴氣客機。這也成為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一項里程碑。

　　李克強總理在會見本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企業家代表時說道：“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制造業仍然是中國發展的基礎，現在的關鍵是要讓制造業轉型升級，要由中低端邁向中高端。”

　　就我國制造業目前的狀況，在馮飛看來，我國制造業整體上處在轉型升級、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一方面存在著有效需求不足的弊端，表現在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上；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著有效供給不足，供給對消費的適應性還不強。

　　“在中國制造業轉型當中，我國還需要工業2.0的普及和工業3.0的補課。因此，我們面臨著學習和新一輪科技革命當中的賽跑這樣的雙重任務。”馮飛說。

　　至于如何實現轉型升級，李克強表示，《中國制造2025》和“互聯網+”是不可分割的，要使中國制造向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必須依靠互聯網，依靠云計算，依靠大數據，這樣才能使中國200多項產量占世界第一的工業產品能夠躍上新的水平。

　　“依托‘互聯網+’，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集眾智、匯眾力’，可以把各方面的智慧匯集起來去解決各種需要解決的問題。”李克強說。

　　在此次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規劃也得到與會外國專家的高度評價。Salesforce公司董事會主席馬克·貝尼奧夫就表示，《中國制造2025》計劃目標非常清楚、精細，涉及技術和經濟的發展。“中國還計劃減少傳統行業的就業，并將勞動力轉移至新興行業里面，而且中國政府有大約1000億元資金用于這樣的努力。這種長期的計劃、長期的思索值得我們學習。”貝尼奧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