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鑒于人口結構變遷的不可逆性，人口紅利在短期內的不可重復，人口紅利的時代切換的確亟需直面。

　　實際上，中國的城市崛起源于對農民工的剝削：從毛澤東時代的一次剝削——為滿足國家主導的工業化需要，利用剪刀差剝奪農業部門剩余來供給重工業所需的原料和資金；到城市化的二次剝削：征用農村土地，將農民趕進城、趕上樓，為城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農民工用勤勞、汗水甚至是不公平待遇，完成中國崛起的原始積累。

　　不過，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的不斷減少，農民工的身價也水漲船高，不斷出現的“用工荒”折射出其在人力市場的“香餑餑”地位，和大學生的“白菜價”相比，農民工可謂“完勝”。

三

　　緣何“剝削”對象由“田間農夫”變成了“天之驕子”？“剝削”對象變遷，折射出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的階段轉化。

　　一則，就全球產業轉移而言，生產要素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中低端制造業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都是大勢所趨。“將工廠開到家門口”是全球戰略轉移的結果。富士康的大搬遷就是象征性事件。

　　二則，就工業化的階段而言，在工業化初期，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會帶來低端勞動力的大量轉移及就業大幅增加，如東亞各國起飛的過程中，保持了相當低的失業率，低端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參與度較高，但工業化進入一定階段，低端勞動力的成本優勢便會逐漸消失，尤其是在人民幣升值、房租漲價和周邊東南亞地區等更廉價勞動力的擠壓效應之下。

　　三則，就城市化的階段而言，目前大型城市對于農村年輕勞力的吸附基本完成，留在農村的“老弱病殘”很難參與更深入的產業升級。無論是科技園區、生態園區、高端制造等都需要大量職業型、技術型人才，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顯然無法匹配產業升級的用工需求，而面大量廣（每年上市規模達六、七百萬）又價廉的大學畢業生，自然成為了下一個極具挖掘潛力的“人力資源池”。

四

　　鑒此，“剝削”對象的切換實際上是時代背景的切換。對于國家而言，低成本時代已行將就木，可供“剝削”的廉價勞動力也已由競爭優勢變為了轉型瓶頸：

　　一則，廉價勞動力導致中產階層難以成型，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民資還是國資，廉價勞動力的組織者或使用者，所提供的低微收入，都間接使消費型社會“胎死腹中”。

　　二則，廉價勞動力使得產業升級匱乏動力：資方盤剝勞方，已經賺得盆滿缽滿，自然喪失了動力去搞升級。

　　三則，廉價勞動力致使經濟結構持續失衡：財富在通脹中從貿易順差國流向了貿易逆差國，由窮人流向了富人，反而拉大了結構性失衡。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國際經驗也表明，當前西歐多國老齡化水平超過20%、日本高達23%（接近于2050年的中國水平），卻并未出現“工作找人”的勞力短缺，相反依然是“人找工作”的崗位緊俏。原因正在于，這些發達地區順利通過科技進步，使經濟不再依賴甚至排斥低端勞動力的增長。

　　從這一角度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反倒可能在較長時間看來是催生產業升級、緩解就業壓力的“福音”。因此，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雖會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為“危”，但若能以此為契“機”實現產業升級，無疑將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方式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