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冬季達沃斯論壇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告訴滿屋子不安的企業高管和政策制定者說，不要擔心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他表示，中國有一種能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辦法，那就是大規模的城鎮化：這一進程正創造數以百萬計的新增消費者。

　　“中國城鄉和區域發展的空間廣闊，國內需求潛力巨大，”李克強在1月21日的講話中說。“中國的內需會持續增長，也會給世界帶來更多發展機遇。”

　　但他的講話卻存在一個問題。自2009年以來，中國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的確讓新興的城鎮居民致富，但是富起來的人中，未必包含著那批對全球經濟來說最為重要的——中產階級。

　　在近期一篇名為《中產階級消費者請站起來好嗎》的報告中，咨詢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分析師Ernan Cui表示，“和其他任何國家一樣，中國消費的真正驅動者是中產階級，而他們的收入增長正在放緩。”他警告說：“假如2015年家庭收入會隨著經濟周期繼續下行，就像現在這樣，那么中國的消費情況將會令人失望。”

　　自上任以來，李克強和習近平就一直強調要將中國經濟從出口和投資驅動轉向服務和消費驅動。然而從2009年開始，北京為抵御全球金融危機出臺了大量經濟刺激措施，中國的人均消費量也隨之下降：2009年，中國的人均消費水平為8.5%，現在卻只有7.1%，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在這段時期，收入增長最快的是占總人口40%的低收入家庭——增幅約為70%，增速大大超過了占總人口40%的中等收入家庭（后者的平均收入基本停留在3320美元水平）。

　　中國當然應該對低收入的農民工群體脫離貧困表示歡迎，頂級富豪和窮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也在連續六年縮小：一個值得稱頌的杰出成就。但中國仍然迫切需要中產階級，因為他們才是刺激消費的主力——平板電視、iPhone手機和星巴克拿鐵都要仰仗這些人購買，而不是購買廉價的電飯煲；此外，跨國公司也很需要中產階級。而實際情況是，1月份中國進口較上年同期下降了19.9%，這可能不是什么好的征兆。

　　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其中之一肯定就是人口結構問題。和傳統上的印象不同，從北京到重慶，各大城市進入的外來務工人員數量增幅從2010年的5.5%降到了1.3%。勞動力匱乏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同時也意味著底層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得到大幅上漲，而夾在中間的那40％卻沒有這么幸運。目前看來，中國似乎已經接近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也就意味著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即將耗盡，而這早于經濟學家之前的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學家米塔利•達斯(Mitali Das)和帕帕·恩迪亞耶(Papa N’Diaye)曾在2013年的一份報告中預計，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最早要到2020年才會出現。

　　與此同時，早于農民工完成城市化的白領以及大學畢業生則面臨著嚴峻的就業市場。隨著高端工作越來越難找到，他們的工資正面臨下滑壓力。此外，北京對信貸和影子銀行業的整頓也對國有企業的利潤造成沖擊。龍洲經訊的Cui預計，“2015年，中國的消費增長即便不發生災難性的滑坡，也會出現顯著的放緩，而個中原因就是中產階級家庭收入增長在緩慢、但實實在在地放緩。

　　與此同時，改革進程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已投入了數萬億美元（具體數字只有政府知道）建設六車道高速公路、機場、商場和高速鐵路，希望以此刺激經濟增長。大批刺激措施鞏固了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然而它們過重的角色正在阻礙民營企業的發展，而后者才是能為中產階級提供高收入服務業工作的主要平臺。習主席和李克強總理應該減少對基礎設施和制造業的投資，把更多資金用于對中小規模民營企業的扶持上。

　　同以往一樣，李克強的講話無可挑剔：“中國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中國將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結構性改革上，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中國經濟一定能夠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雖然這一魔咒曾讓很多發展中國家深陷其中。李克強總理強調，這將“為世界經濟帶來更大機遇。”

　　不過，中國首先要做的是設法讓占總人口40%的中產階層更加富裕。IMF高級駐華代表席睿德(Alfred Schipke) 去年11月就曾直言不諱地警告稱，為防止收入增長陷入停滯，中國的改革計劃需要更好的監管和取得更快的成效。中國希望讓世界變得更加富有的愿望是很好的，但首先應該從自己的中產階層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