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生產不再依賴于勞動力成本及工人的勞動熟練程度，因此，基于現行勞動力市場的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體系也將被巔覆，全球貿易量與GDP之比，將隨著機器人生產的廣泛利用而大幅下降。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各國為之困繞的“全球經濟失衡”將機器人參與的新一輪全球產業鏈重組而自動校正，甚至可以自動地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或者，退一步說，即便全球失衡依然存在，那也是一個新的失衡過程，它不是建立在以勞動力成本之上的全球失衡，而是基于資本和技術自主性和應用率的全球經濟新失衡。

　　在這種失衡下，全球最優產品的貿易流向，不是從擁有“人多”的發展中經濟流向“勞動力成本高”的發達經濟，而是從擁有資本和技術優勢的發達經濟流向“人”多而技術相對落后的發展中經濟體，那時的失衡，將最終表現為發達經濟體擁有貿易順差，發展中國家則擁有貿易逆差。由是觀之，基于當下的貿易失衡、全球資本流動的各類國際規則也將失去它原有的意義，被媒體熱炒的TPP、各種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將成為廢紙一張，由是觀之，中國也不必為被排除在TPP之外而自尋煩惱了。

　　機器人生產也將沖擊基于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學理論及政策實踐。根據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型，資本和勞動是經濟增長中最重要的兩種生產要素。勞動供給增長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反之則反是。所謂“人口紅利”，其要義之一就是，充裕的勞動力供給及勞動參與率的上升，使得一國經濟可以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成本優勢而吸收更大量的資本，從而提高了潛在增長率。以日本和歐洲一些國家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因為人口老齡化而出現了長期的衰退或低增長。日本老齡化使日本制造業失去了全球競爭力，也使日本經濟陷入長達20年的衰退。中國人口結構拐點已現，人們無不對未來的增長充滿了憂慮甚至極度的悲觀。現在，國內一些人呼吁放開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主要理由之一便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正在蠶食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因此，需要新生的勞動力供給來彌補日漸老齡化的勞動力市場。

　　這種觀點恰恰忽略了當下技術進步對傳統勞動力替代的顛覆性影響。由于未來生產要素組合中，資本—勞動比會上升到極高的水平，“人力”勞動將成為生產中極不重要的部分。過去適用于日本的人口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因機器人的出現及其在生產中的廣泛應用，在中國可能變得不再那么密切。機器人的誕生，即將改變全球制造業的版圖，勞動力密集的國家將不再是全球制造業的中心，全球制造業將圍繞資本和技術而展開和布局。孫正義早前在演講中說到，要讓日本在2050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其信心就來自工業機器人正在改變日本因老齡化面臨的尷尬局面，機器人可以“忘我”地工作，其成本還不到“自然人”的十分之一。

鑒此，中國未來產業結構的升級，不僅是最終產品質量與品牌的升級，更是由過去工人流水線的作業升級為智能機器人的流水線生產。只有更高“智商”的機器人涌入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中國未來的制造業才會有出路和希望。簡言之，未來全球制造業的高地，不在充裕而廉價的勞動力供給，而在于全球領先的智能機器人技術。

　　三、基于信息技術和大數據的新技術革命

　　新技術革命，不僅是智能機器人的大量涌現，更重要的是，它是基于信息技術和大數據的生產。傳統市場經濟中，廠商是基于價格信號而組織生產的，但并無中央計劃者來指揮廠家該生產哪些產品、該生產多少，一切圍繞市場、價格和利潤轉。市場競爭的特質，恰恰就在于分散化，所有市場參與者都只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在此狀況下，資源得以通過價格信號流動和重新配置，并能夠將資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業中去。

　　現在有一種說法是，大數據的出現，使得社會組織和生產方式出現了去中心化的趨勢。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就是要去中心化和去集中化，通過市場化的分散決策和價格信號，生產者可以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實踐中的計劃經濟之所以四處碰壁，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計劃者無法確切地知道消費者的需求，消費者與中央計劃者之間信息不暢，使得計劃者確定的產品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要。計劃與管制的結合，造成了普遍的短缺，它并不是組織生產的好方式。

　　在傳統的市場經濟中，當市場價格上漲時，廠家就會增加生產；反之，當價格跌落時，則會減少生產，實現供需之間的均衡。但在價格上漲時，企業也往往會過度地增加供給，導致產品過剩；價格下跌時，也可能導致廠家過度減產。可以說，市場經濟就是在價格漲跌與生產過剩循環過程中尋找均衡的，而在這個過程中，浪費往往不可避免，甚至要通過“危機”這種極端的方式來建立新的均衡。

　　但是，基于信息技術的大數據的出現，將弱化價格信號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即便同樣披著“市場經濟”的外衣，利潤最大化仍是廠家的心臟起博器，但機器人生產中的市場經濟也將很不同于過去以純粹價格為指揮棒的市場經濟。我們常說，在市場經濟中，價格承載著傳遞信號的功能，但信息不對稱又總是存在的，這就使得在理論上堪稱完美的市場經濟在實踐中總會遭遇種種尷尬的原因。

　　然而，基于現代信息技術和大數據的生產中，從消費者到生產者，或者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信息傳遞渠道和機制已然發揮了根本性的變化。消費者不僅可以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搜尋產品供給信息，還可根據用戶評價（分）來決定將貨幣選票投給哪家的產品。滴滴方便地溝通了乘客與出租車之間的信息，既方便了乘客，也降低了出租車因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空駛率。

　　過去，日本企業管理中提出的“精益生產”、“零庫存”將會因大數據而得以更好地實踐。我們不妨推測，基于信息技術的生產，將使精益生產逐漸地在全球演變為“精準生產”。是故，生產的智能化與信息化的有機結合，是當下技術革命區別于過去產業革命的根本之所在。

　　這就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過去市場經濟的精髓——分散化決策，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機器人生產體系中是否還依然有效？答案很可能是，既然消費者信號的傳遞不再單純依靠價格的漲跌，那么，分散化決策對資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就可能相應下降；相反，一定范圍內的集中和計劃生產，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我們甚至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在大數據的生產時代，越是生產的集中，產品過剩的可能性就越低。

　　進一步說，基于大數據的機器人生產本身，可能就會加劇生產的集中。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假設某種產品只由一家企業生產和供應，消費者通過該企業的APP傳遞產品的需求信息，那么，該企業就能夠根據該信息來安排和組織生產。它生產的量，恰好滿足消費者預訂的量，不多不少。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大數據下的生產，可能演變成為十足的“訂單”生產，而不是基于價格及庫存變化來組織和安排生產。

　　果真如此，屆時，企業非意愿存貨的周期波動下降了，宏觀經濟將因此真正邁向“大緩和”時代。經濟運行對政府“熨平周期波動”的需求下降了，基于現代信息技術與大數據的生產組織方式，正在埋藏政府無所不在的經濟干預。那時的經濟體制，將演變成為“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的新時代。不過，這里的“計劃”，不是政府對企業的指令性計劃，也不是指導性計劃，而是企業基于訂單的市場導向性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