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在新粵兩地經營服裝生意多年，見證了中國工人市場近10年來的變化。他告訴《聯合早報》，他所在企業的服裝銷售人員，初入職者底薪約為2500元（人民幣，下同）至3000元左右，加上提成可達約5000元，但招聘仍是相當困難。

　　他抱怨：“現在要找個腳踏實地干活的員工越來越難。”

　　部分行業“招工難”已是老話題，每年春節后在各地人才招聘市場固定出現。在各地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加工制造企業里，普工短缺已成行業常態，技能型人才也持續緊缺，這一現象過去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的沿海地區，現在早已向中西部蔓延，成為全國現象。

　　用工荒的出現有多方原因，其背后是中西部地區經濟加速發展、就業空間加大、新生代農民工價值觀改變等時代背景。另一方面，沿海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遲緩、企業用工優勢不明顯、外來工權益未能得到很好保障，同樣是個中因素。

　　中國流動人口的數量正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國務院今年初印發的《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中指出，中國人口轉移勢頭有所減弱，預計到2020年，流動人口有2億人以上，到2030年，流動人口規模減少到1.5億到1.6億人次。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也顯示，2016年中國流動人口數量比2015年減少了171萬人，尤其是農村向城鎮移民的腳步已經明顯放緩。

　　曾經支撐經濟快速發展的廉價勞動力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中國各地每年均會上調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著力提高企業職工工資收入。

　　根據人社部去年底公布的數字，上海最低工資標準達每月2190元，為全國最高，其次是每月2030元的深圳，但這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企業的用工問題。

　　根據統計，在珠三角，今年春節后廣州企業用工缺口超過18萬人，佛山約為8萬人，而深圳一向是珠三角用工缺口最大的城市，往年的節后用工缺口都在20萬人以上。

　　年年用工荒，年年都在考驗企業的應變能力。東莞臺商協會前秘書長閻海清接受《聯合早報》采訪時指出，與往年相比，今年節后用工情況并未有所好轉，不少東莞臺商正在為此求助于人力資源公司，招聘技術工人、普工等崗位，以保證企業盡快正常運作。

　　閻海清表示，近年來，企業工人的工資和福利不斷在提升與改善，但隨著中西部的不斷發展，不少外來工在綜合考慮子女教育、醫療保障、工資待遇等多種因素之后，還是更愿意留在家鄉工作。

　　“如果要挽留外來工，政府必須著眼于改善他們的社會保障。”閻海清指出，包括外來人員下一代的教育、醫療保障等，政府可考慮適當提供一些補助，令外來人員不至于需要為此支付比留在家鄉更高的費用，這樣或許還會有人愿意留下來，否則隨著中西部經濟的不斷發展，沿海地區的外來工數量只會逐年遞減。

　　美媒關注中國服裝廠引進機器人：26秒產一件T恤 成本33美分_《參考消息》官方網站

　　2月6日，兩名應聘者在深圳寶安區沙井的一家中介機構查看招聘職位情況。當日是農歷正月初七，春節長假還未結束，深圳的很多企業和中介機構就已經開門招工，但應聘者寥寥。新華社記者 毛思倩 攝

（2017-02-20 11:03:18）

【延伸閱讀】日媒：“出外打工”或可解東三省富余勞動力難題

　　參考消息網12月4日報道 日媒稱，中國第三季度的GDP增長也保持了6.7%，經濟看起來還算平穩，今后的焦點是壓縮鋼鐵和煤炭的過剩產能等結構改革，但最大的課題是由于壓縮產能而富余出來的勞動力的出路。

　　據日本《經濟新聞》網站11月29日報道，鋼鐵和煤炭一向是遼寧省的主要產業，由于經濟低迷，離開家鄉找工作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

　　在東北最大城市沈陽，27歲的理發師小左去年第一次去日本，不是去旅游，而是出國打工。小左是通過日本的技能實習制度居住在群馬縣嬬戀村的卷心菜農戶家里。在收獲的最繁忙時期，每天凌晨2點就得起床，半蹲著收割卷心菜，一直干到傍晚。經過7個月的實習，總共掙了11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7萬元）。他的妻子去年也在北海道平取町的西紅柿農戶家里實習，小左回國后，用出國打工掙的錢和妻子在沈陽市中心開了一家理發店。

　　報道稱，在日本群馬縣嬬戀村有不少中國人打工，其中大部分來自東北三省的遼寧、吉林、黑龍江，其中遼寧的經濟為負增長，是中國經濟最低迷的地區。30歲的沈陽的公司職員邊先生在大學畢業前一直生活在遼寧，他說，“高中、大學的許多同學都在北京、上海或國外工作”。

　　從沈陽開車走上4個半小時，來到距中朝邊境100公里的遼寧省本溪市桓仁滿族自治縣，會看到滿大街都掛著“勞務”的牌子，這些都是運作出國打工的中介公司。一家中介公司的老板李先生說：“10年前也就10家左右，現在有70家以上。”

　　據李先生介紹，在桓仁，上世紀90年代前期就有人開始去日本打工。看到打工回來的人蓋房買車，于是大家都跟著去了。有一次喝喜酒，和李先生同桌的人全都有過到日本打工的經歷。據稱，當地三分之一的人都有護照，這一比例在中國農村地區顯然是非常高的。

　　報道稱，桓仁沒有煤礦，也很難吸引外面的人來投資建廠，在當地政府的推動下，出國打工成了“主要產業”。前往打工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現在又擴大到了非洲。李先生還開始在吉林省開展中介業務。

　　報道稱，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壓縮過剩產能后怎樣解決富余勞動力的出路，盡管政府安排了1千億元作為安置基金，但停產補貼等臨時應急措施就花得差不多了。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聶輝華認為，一直依賴鋼鐵、煤炭的城市只能將勞動力輸送到中國其他地區或國外，按照“一帶一路”構想，由中國企業涉足的海外項目也在增加，桓仁的情況也許代表了東北三省的一個發展方向。